任何非营利性组织在中国的设立都困难重重，对于收集比较敏感的法律制度信息的非营利性组织就更是如此了。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的四次释法和澳门的一次释法中，也遵循了程序性协商的做法。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法治发展相对比较高，法律是其他任何措施都难以替代的，然而基本法是在缺少任何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创制的，以一般条款作为辅助手段，可以赋予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在其具有基础性内涵上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形进行价值、政策和结果等各方面的考量，克服形式法治的缺陷。

⑤具体的方法可以采用归入－比较和类型谱建构法。第9项：在行使上述职权时，如有需要，可传召有关人士出席作证和提供证据。[16]［德］齐佩乌利斯：《法学方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14页。一般条款的可预测性的适用必须厘清其背后复合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是尊重国家主权完整与领土统一和维持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稳定繁荣，并运用适当的法技术工具，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①具体来说，其一，有的一般条款可以成为法律原则，如《香港基本法》第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此外，一般条款的程序性商谈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其一，遵循主体间性的论证规则，理性的商谈产生于一个自由的论证共同体，各种观点都可以提出，通过主体间在一定的程序下产生合意，这种合意并不是唯一的和终极有效的，只是具有可接受性。法治是否能够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然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攻坚问题。

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为标志的法治中国，承载自由、民主价值和公平正义理想的规则之治，将在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建设实践中最终达成。其二，法治社会的核心特性在于规则与行动的融贯。法治社会之治，是社会主治、公权备位的互动共治。与西方国家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几乎一直处于高度合一的状态。

其二，法治运行的治理理念不同。超越上述情感与情绪两个微观层面，在社会维度的宏观面向上，法治社会建设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同时面临着西方的强势话语和根深蒂 固的传统观念，遭逢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股思潮相互激荡，对于社会向何处去实难进行准确定位。

由于最近十余年国家着重于对制度体系的建设，加之摸着石头过河，导致在立法健全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立法与立法匮乏并存的困境：一方面法律规范爆棚式增长以致成为法律负累，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关系的调整还存在法律缺位的情形。这就使得法治国家建设须以立法为先。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所谓法治失信，即法律制定和实施中的某些武断恣意导致民众已发布的法，以及透过立法治理社会新问题缺乏信赖。

其次，妥用法治评估提升法制科学性。正式的国家法在法治社会规则体系中具有圆点规则的性质。相比较，法治社会内含着摒弃对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主观想象，将此职能目标化，即重新回到秩序面，透过目标界定与制度供给即法治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法治社会的本体可以从这些范畴的辨析中获得清晰的认识。

法治强调按照理性精神、遵循规律地开展经济社会文化各项活动，防止感情用事，以公平抵御偏私。大体上，法治社会在改革开放所指涉的是有法制的社会，以区别于文革期间法制虚无的人治社会。

在一切权威均面临质疑的情形下，公平正义是公约数最大的共识性价值，以之为基本内容和运行目标的法治有助于在这一层面重新凝聚共识，由是法治成为促成转型中国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成为弥合社会碎片化与重铸信任的核心抓手，能够担当迈向和谐社会的路径保障之责。在此结构中，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相互融洽的，并且此结构在实践运作中是有效的。

近年来，众多研究者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进行研究时，几乎都发现文本制度与实践的鸿沟是法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特别强调法为民众所认同、信赖与实践应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繁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成为社会普通成员的法律负荷，其复杂性难使一般公民掌握，更难使其依法而为，或依法维权。这种现象对公权力形成强大的压力，导致国家法治资源被大量耗费，并从根本上弱化法治权威。但实质上，其应代表且回应社会的需要，可概称为法的回应性。此一现象在转型期的社会复杂格局下表现更为突出。失灵之法在社会层面会造成规范真空并延宕问题的解决，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

（二）社会管理法治与法治社会之辨 在法规范中，社会管理这一概念使用较早，用于指称一种社会秩序的静态含义，在《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被广泛运用。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

在法治社会的维度内，法调整的重点则是社会组织和个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及其互动。司法本身就是育化法治的有效途径。

在当前中国，国家在社会中十分重要。对于法治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德国学者毛雷尔的观点。

透过法庭的开放，裁判文书的通俗化，人民陪审制等各种途经，将司法目前大量耗散在信访处置方面的资源转而来开展公民事前和事中的沟通和教育，利用各种机会去改变人民对司法的刻板印象。从宏观系统来看，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加速迈向现代社会的历程。其次，法治社会是共治社会而非独立自治社会。党中央亦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05），弘扬法制精神（2007），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2009），同步致力于无形的法治观念载体的发掘与培育。

第三，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不是法治的转型而是建设的升级。跳出法治要素侧重点差异，法治社会蕴含如下两个特质尤其值得注意。

对于二者的逻辑关系，有观点主张法治国家是法治社会的基础，亦有观点强调法治国家以法治社会为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逐渐发生分离，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显现。

其二，正式规则和公权力透过对社会关系的直接调整和方向引领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信任，自觉运用并据此积极建构自治规则和处理自治事务。其一，在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规则之间的融贯主要应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贯彻。

其二，法治社会不仅要求透过权利（益）的设定来进行资源利益的分配，用程序规划行为运作的轨道，也要求按照规则追求利益和表达诉求。如果说后者是法律滞后性和保守性的特质使然，以致无法迅速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前者其实暴露出法治单极化增长的后果：社会成员对法的了解、理解、认知有限，消化能力、运用能力有限。在现实层面，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为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这场运动以对各种的整体经济评估为背景，有助于提升法治的一般共识和评判的科学水准。

但这里的良善性或正当性，最重要的是对国家法的要求。从现实意义看，法治国家不能独存，它必须以社会的法治状态作为其基础性支撑，否则可能使法治国家沦为立法国家，法律无法得到信赖、运用和贯彻实施。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正式制度的完备，法治在国家层面初步形成，并具有了深入社会的基本势能。国家法的适度收缩本身亦具有良善之意。

一种主张认为，中国正处于法治转型之中。这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